当我谈英语专业时,我谈些什么
2011届薛皓
大一第一次踏进自己专业所在的系馆时,看着墙上挂着钱钟书、曹禺、季羡林、英若诚、许渊冲等大家的简介以及有些褪色的人像,想着这些都是外文系学长,心情激荡、豪情满志的同时,又心生今不如昔,辉煌不再的遗憾和惋惜。
随着英语语言的普及化和工具化,选择英语作为大学专业,不免要接受各方质疑:英语专业是做什么的?以及,英语专业毕业了能做什么?不仅是逢年过节要接受家中长辈的问询,许多英语专业学生自己也满腹疑惑。
许是知道每年的学生都要遭受这番折磨,开学第一周就在课堂上遇到了一位满头银发、目光锐利的老爷爷,三言两语向我们交代清楚:名Roger,美国人;学的是英语文学,工作却在华尔街,还是个是个业余摔跤手;最后因为爱上了中国而留在这里教文学……台上人清风云淡,台下人对这般“从心所欲”瞠目结舌。有人问他将来的打算,他用慧黠的蓝眼睛扫视着大家,耸肩道:“I don’t know.”
再后来,我才知道,每年转系考试前夕,以及毕业申请季,都会有学生来问Roger爷爷的建议。而他则身体力行地告诉着学生,英语文学专业毕业之后,有无数种可能。选择喜爱的事情去做,便是明智的,即便以当下的标准来看,英语专业所学,太过“无用”。
而英语专业的三大支柱——文学、语言学、翻译学之中,“无用”之首,恐怕非文学莫属。
无用之用
在戏剧、诗歌和各国文学相关的课堂上,总少不了对细节锲而不舍的追问。有时,是推敲作者埋在字里行间的小细节。“哈姆雷特的年龄有多大?”“《威尼斯商人》里关于音乐的讨论有何意义?”“《达洛维夫人》里为何有这么多对花的描写?”“为什么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?[1]”往往能就这些细节讨论半节课。有时,则是老师笑眯眯地八卦着作者生平,比如莎士比亚和马洛间的激烈竞争,又如各位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,如数家珍。
真要说这些文学课有何用,我恐怕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一方面因为自己学术不精,四年了感到自己依旧未能掌握其精髓,始终是个肤浅的门外汉;另一方面,自己阅读和学习的过程着实不全然愉悦,甚至时常是痛苦的。本科时少部分同学选择申请了文学硕士、博士的项目。相比起他们现在笔耕不辍、诗社常聚会、将文字解构而后重建的沉浸状态,文学课于我而言,更像是一股强大的推力,鞭笞着我读了一些书——尤其是一些自己未曾涉猎、或是不感兴趣的内容,磨砺了我迟钝、不敏感的双眼与大脑。
犹记得毕业前夕在校园里偶遇一位恩师。我告诉她自己研究生将要告别外文系,转向另一个专业方向学习。当时总觉得自己像个“逃兵”,言语间不免惭愧不安。老师似是有所察觉,笑得很温和。“没有关系啊,就算不把文学当作学术志趣,它依旧可以是你的终身爱好。”
大概,于我而言,无用之用,便是文学最大的馈赠。
枝繁叶茂
除了文学之外,语言学作为英语专业教育中的另一大支柱,由于太过年轻,并不为大家所熟悉。我在上大学前压根没听说过“语言学”。然而,一旦摸索着入门,便难以自拔。
第一次上“语言学概论”这门课时,老师教我们画“树形图”——将一句长句解构、解构、再解构,从笼统、粗壮的“树干”上,分解出更小的枝桠(如图)。
(图片来源:网络“Diagramming Sentences: The Syntactic Tree”)
随着课程的推进,愈发觉得,语言学这门学科,就同它所画的树一样,分支众多,犬牙交错:诸如咬文嚼字的语用学、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语法学、运用计算机对人类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分析的计算语言学、探讨社会与语言间关联的社会语言学……我们既讨论“语言能力是固有的属性还是后天习得”,也探讨“粗话、脏话出现的场合与原因”;既关注各种方言和口音,也琢磨着能用什么方式高效学习第二外语。话题繁多且有趣。
由于语言学的分支与不少其他学科都有交叉(例如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、认知科学、计算机科学等),激发了不少人对教育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的兴趣,也成为了许多人日后研究生专业的选择。语言学可谓博大精深、枝繁叶茂。学习过程中,唯一的遗憾便是,系里开给本科生的语言学课程并不多,大多为入门式的广而不精的探讨,学得十分不过瘾。
译事三难
说起翻译,不少人大约会自发地想到严复提出的“译事三难:信、达、雅”。尽管翻译一事看起来门槛不高,然而,实际操作起来才发现,难处恐怕不止严复所说的三点。
我本科时经历的翻译课可粗略地分为口译与笔译两大类。班里大半都是语言功底扎实的外国语学校学生,不乏一堆奖状证书在手的。可饶是考过高口和CATTI的同学,在口译课进行到同声传译演练时,也有些力不从心。独自一人被关在同传“小黑屋”里,口中翻译着上半句,耳中听着下半句,手里还要做笔记时,立刻开始磕巴,恨不得自己多张一颗脑袋一双手。当心理素质和专业素质皆不过硬的我们满头是汗时,看着从容自如的老师,由衷地感觉到,看似低矮的门槛背后,是数年如一日的枯燥练习。
笔译课亦不乐观。老师时常端着我们的英译汉作品长叹短嘘,对我们的中文水平哭笑不得,说大家几年里英语写作水平渐长,母语写作的功底却在倒退。和同学们交流过后才发现,不止一人烦恼着此事。高考结束后,正经的中文写作次数屈指可数。再加上平日里未曾刻意研习、阅读学术体文章,母语写作上输入和输出都趋近于零。也难怪老师会长叹短嘘。反观以前的大家,“学贯中西”却是件如此自然的事情。警钟不得不敲响。
而功底之外,更难的则是一个译者的判断力。莫言得奖那会儿,全班一起研究《丰乳肥臀》的译本,探讨着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该如何译成英文——是该原汁原味地展现中国风貌?还是找一个英语文化中的相似概念进行替换,使得读者更容易接受?译者的翻译策略,决定了读者的文化接受。因而,译者身上,背负的不仅是语言,更有文化层面沉重的责任。如此看来,译事,恐怕远不止三难。
刚入校时,仗着在浦外七年的积累,在口语和写作上有些小小的优势,便开始暗自得意。所幸由各方的鞭笞发现,英语专业所追求的,远不止知识和技能层面的长进。“学英语的人,最容易沾沾自喜,觉得语言好便是极大的优势。最后落得个满口空洞、一知半解,祸害了自己而不自知,真是可怕。”——这是在大家最踌躇满志的阶段里,一位老师给我们的警醒。令我面红耳赤,受用至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