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经济全球化、信息一体化的今天，人类早已把“心鹜八极、神游万里”的梦想变成了“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数千河”的现实。地球在人们的意识中也从“浩渺广宇”变成了“墟里村落”。在这个村落里，人们除了共享资源、共享信息外，更多的却是相互交流、相互学习，促进理解与合作，达到各种文化融合和发展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反思传统文化，审视外来文化，选择人类优秀文化育人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
“铸民族魂，做世界人”是我校在全球化背景下秉承的教育目标。“铸民族魂”是育人的主体和基础，就是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去灌铸学生的心灵，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四海翻腾、五洲震荡的世界风云面前不迷失自我；“做世界人”是教育的延伸和发展，就是博采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，培养出“具有国际素质中国公民”。这种融通世界的人才能在五彩斑驳，林林总总的世界文化中彰显本色。

中华民族是人类最伟大的民族，有值得华夏儿女永远骄傲的泱泱五千年从未间断文明传统。可是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可曾想过：“中华文化有些什么特点？”“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用来育人？”“中西方文化有何差别？”

这些问题貌似简单，其实不然。我们以中华文化为例，回答后面的问题：“什么是中国？”我们可能马上回答，“中国是诗书礼易、唐诗宋词、高宗孝武、仓颉玄奘、解县关云长、常山赵子龙”，回答不错。不过，中国也是夏桀殷纣、赵高秦桧、酷吏来俊臣、阉竖魏忠贤；口蜜腹剑李林甫、焚书坑儒秦始皇；还有专食人肝赵思绾、屠尽四川张献忠、扶不起的刘阿斗、贪不完的清和珅，跳梁小丑袁世凯、虎头蛇尾汪精卫。那么，“什么是中国文化？”我们会立刻想起，自古以来，就有“指驱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的爱国精神，有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仁爱之心，有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的宽容之心，有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气节操守，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关怀之心……这是中国文化中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“文明因子”。同时，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愚忠、愚孝，等级森严；也有重视个人义务，忽视个人权利；还有重视道德规范忽视法律管理……因此，面对传统文化，我们不能全面肯定，也不能全面否定，必须要审视与辨析。

笔者才疏学浅，不敢奢谈“文化”，在此斗胆就“文化特征”谈点肤浅认识，力图为“文化育人”提供一点参考。谨以一孔之见，求教于方家。

 每个民族都有一种说不大清楚却又无所不在的特征，往往习惯到不能自察，只有和别的民族比较才能发觉，但又深入血脉和骨髓之中，好比细胞里的基因——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应时而生的，因此，尽管它们孕育于不同的民族，诞生于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，但是，它们都具备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。

一、文化的层次性特征：文化在人类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。首先是表层文化，就是最容易感知的、也最容易变化的，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是围绕着衣食住行的文化。如居食文化、装饰文化、饮食文化、烹调文化等等。其次是中层文化，就是一个民族的风俗、礼仪、宗教、艺术、制度、法律等等，又称之为制度文化。最后是底层文化，底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伦理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也可以称为哲学文化，是全民族共识的底层，凸显着民族的个性。它的形成经历了从表层到中层的选择淘汰，最后集中了民族精神和智慧积淀于底层。因此，底层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瑰宝。 以我国传统文化为例：

  中华民族的伦理观概括起来：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、仁义、礼智、诚信等。子曰：“仁者爱人”，即两个人相处的原则就是仁。“孝”是子女应该孝敬父母，回报养育之恩是以孝来体现的。继而推广到国家、国君，就叫“忠”。所谓义者，宜也，就是适当，就是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上应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尽到自己的那份心，就叫“义”。“信”，就是诚信，是一个人立身于社会的基础。古人讲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并作为一种德性要留给社会，这些就是我们的伦理观。
     我们的价值观就是：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首先是自己要修养好，要学习，要深思。然后由己及人，及妻儿兄弟。“齐”就是“等”，自己修养好了让全家人都达到这个水平，就等同了。其次，要把家里的道德伦理，治家的方法再扩大开去，要治国，国不是自己的，因此是去“治”。最后是平天下。“平”是均衡。不是要争夺天下，而是大家都平衡、平均，这样就和谐。
     儒家特别强调“君子慎独”，就是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、没人教导的时候，自己提高自己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作为君子修身的方向。一千年来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座右铭

    我们的世界观就是“唯物”。中国的所谓天并不是神，更不是人格神。神是什么？就是大自然。中国的逻辑是，人就是人，天是大自然，人不是大自然生出来的，但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，主张天人合一，贵中尚和。这“和合”思想对我们为政、为学、做人以及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  例如，过年过节走亲戚全家团圆，是“和合”；中国菜好吃，是酸甜苦辣咸俱备，是五味调和；我们还讲五音和合、五方和合。

二、文化传承性特征：某种文化一旦被族人接受认可，就注定了它的传承性。在口口相授、代代相传中，逐渐形成习惯与定势。之后很少有人去审视和辨析它的利与弊。以我国传统文化为例：

 中华传统文化基于农耕生产，最后定型的也是在长期的农耕生产。“实用”就成为了合理内核。当然，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农耕社会，讲合作，重和谐，爱护大自然，轻迁徙重稳定, 讲精神的流传和继承等为其基本特征。这些是带有普世性的，是我们的优势。可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因袭和传承，以“实用”为精神内核的传统文化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，并衍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

从康熙到光绪二百余年间，江西人雷发达一家七代人，都是皇家建筑设计师。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辉煌的建筑．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建筑史料，因此得以入选《世界记忆遗产名录》。其中有关皇宫屋顶规制的资料，不但详细说明了这类屋顶的建筑工艺，还特别指出，之所以必须做成规定的形状，是为了达到一种功能：在下雨时使雨水流得最快，并在离开屋檐之后能射得最远。这种屋顶的形状就是在数学上称为“悬链线”的曲线。 据明朝万历《新昌县志》所载，位于浙江省惆怅溪之上的迎仙桥同样运用“悬链线”拱的古石拱桥。雷氏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动力学问题，迎仙桥则是一个静力学问题。      

在西方，认识“悬链线”比我们晚。但他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抽象的问题，通过研究，掌握了它的特点和规律后，充分运用于建筑工程、军事和航天领域。

 比较“悬链线”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出现与发展的过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中国这是一个纯粹的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的过程，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，当然也就不可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一直是“知其然，却不知其所以然”。在西方，没人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用，只想认识它。结果是他们得到了全面的科学结论，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。以“实用”为目的传统思维是我们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的主因。

有学者拿孔丘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文化源头的代表进行比较，孔夫子谈的主要是社会现象、人际关系；而亚里士多德从物理学到生物学都有兴趣，现代科学之产生于西欧，不无文化历史原因。自然科学的产生，源自对自然界的兴趣和好奇心，并不是为了实用。“地心说”还是“日心说”，对生产力并没有直接关系，布鲁诺甘愿烧死是为了追求真理，不是创造财富。但这种兴趣在中国古文化里比较淡薄。中国人感兴趣的一种是孔夫子的道理，这才叫学问；另一种是应用技术，比如四大发明。这种重物质、轻精神，重实用、轻理论的文化观念容易导致浮躁与肤浅，也会阻碍探索与创新。因此，当前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将“中国制造”转变为“中国创造”，其实是对以“实用”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反思。

还有，基于农耕经济的华夏文化，特别主张尊师敬祖，学子的任务在于“替圣人立言”，只需引据“子曰”“诗云”，并不要求科学论证。这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，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正好背道而驰。这样用信仰取代了证据、政治预定了结论，就堵死了创新之路。“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”，“德育崇尚信仰、科学贵在怀疑”。如果在学术上只会师承、“紧跟”，对国内外权威唯马首是瞻、看脸色行事，创新就无从谈起。钱老临终一问，是对“师承文化”的否定。

三、西方文化二元对立性特征： 西方文化起源于游牧社会，精神来源于神灵。因此，西方文化中人和人之间不重继承，只讲竞争。西方的学校不重视德的教育，不讲究修身，而是利用宗教和社区文化补足。清教徒提出来不择手段地竞争，争取利润，就是为了在上帝面前对“原罪”进行救赎。其理论是：上帝把大自然给你们，供你们使用，各展才能，让亚当夏娃的子孙都过上富裕的生活。那么怎样回报上帝的恩赐呢？是不择手段。所以资本主义掠夺与贪婪不无文化根源。

在人和天的关系上，按照《圣经》上所说，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上帝造的，造了亚当夏娃，还给他们安排了伊甸园。这给信徒们一个启示，大自然是供人类使用的，因此人就应该充分地利用天、战胜天、改造天。这种“人定胜天”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丰富的物资财富的同时，也给人类社会和自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。